我国当前面临的突出风险源自结构性问题，包括经济结构、社会结构和区域城乡结构，等等。结构性问题从来都是整体性问题，事关国家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发展的新动力。防范风险公共化，化解公共风险离不开结构性改革。

从我国的供给结构来观察，虽然各种新兴需求的曙光在地平线涌现，但是并没有吸引供给走向远方，而是满足于政府各种刺激所带来的眼前“政策利润”和全球化所带来的“红利”，不断地进行平面扩张。眼前的美景，滞留了供给创新的步伐。时间的因素，更是拉远了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距离。一方面，与土木投资相关的生产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，如煤炭、钢铁、水泥、平板玻璃、有色金属，等等；另一方面，与消费相关的生产却是平庸凝滞，创新不足，精品不多，大量消费难以满足，如教育消费、住房服务消费、保健消费以及老年照护消费。这说明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供求关系出现严重的结构性扭曲。

对于这种结构性扭曲，靠“打针吃药”的常规宏观调控手段解决不了，而且有的就是政府自身造成的，如与投资相关的投资品产能过剩，必须是“伤筋动骨”的结构性改革。可惜的是，由于长期受“三驾马车”短期调控理论的误导，一直把重心放在短期刺激政策方面，而对基于整体的结构性改革认识不到位。当前经济中的扭曲，只是一个病症，病因在政府与市场、政府与社会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，即整个治理结构不完善，核心在政府自身改革不到位。这只有靠结构性改革才能解决。

从经济增长到全面发展，新时期的结构变迁已经不局限于经济领域，发展也不只是经济建设，而是“五位一体”。这需要提升整体思维，超越经济思维，树立治理思维。结构性问题可能表现在各个领域，但成因却往往是跨领域的。这需要打破部门各自改革的传统格局，抓住一些基础性制度问题，纳入国家治理结构整体中来考虑，加快推进结构性改革。当然，城乡二元体制和数字化、低碳绿化、金融化这“三化”叠加导致的发展逻辑被颠覆的问题，也是基础性的问题，其中蕴含的不确定性在扩大，风险在衍生，迫切需要纳入结构性改革中来考虑，做好整体设计，加快改革步伐。